台港命運共同體

 

to3_oS1Zo_1200x0

或者四個月前,林鄭、建制派,甚至遠在北京的習近平,不會想像得到香港「反送中」運動會燒得如此猛烈,如此一發不可收拾,不止重燃並擴大了香港抗爭之火,甚至動搖了中共近年苦心經營的台海佈局。大概連在對岸的蔡英文也沒想到,自己本來低迷的民望,會因為香港這個本來無甚交往、且早已陷於虎口的彈丸之地突如其來的一場政治風暴,而來了一次絕地反擊。

雖然近年港人常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恐怕首先是自憐自嘲,然後盡最後努力警示對岸,但我們也未曾預料,「反送中」竟真正令台灣全民驚醒,甚至成為左右下屆台灣總統大選的其中一個關鍵。

台灣、香港,竟然又在一個春夏之交,第一次互相連接。歷史或有偶然,但亦有其脈絡,要了解這個歷史轉折,或者要從兩地過去說起。

日本戰敗後,台灣也在 1945 年「回歸祖國」,重新擁抱一個中國式政權。可惜,不到兩年卻發生二二八血腥鎮壓,及隨之而來長達四十年的白色恐怖統治。但台灣的民主化/本土化抗爭運動,或稱黨外運動,卻從未止息:由五、六十年代雷震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及籌組中國民主黨而入獄,1979 年美麗島大審判,1980 年林義雄滅門案,1984 年江南暗殺案,到 1989 年鄭南榕自焚案,貫連了大大小小的多場運動,幾代人的前仆後繼,整整四十年,台灣人也陷入一種民主與身份認同危機的絕望悲情之中。

相反,香港自從大陸政權易手之後,除了 1956 年及 1967 年兩次較為嚴重的暴動,大致政局穩定。而港英殖民地政府更在六七暴動之後全面推行社會改革,在住屋、醫療及肅貪等各方面大力整頓,奠定了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局面。過去,縱有社會不公義,但香港人面對北方赤色極權陰影,大多「兩害取其輕」,選擇配合殖民地政府,這種恐共心理在六七暴動後更顯著,而港英更聰明一著,是順勢讓香港「去政治化」,刻意淡化冷戰及國共意識形態之爭,只注重發展經濟民生,致使經濟起飛之後,大部分港人已被調教成政治冷感、政治無知,甚至政治潔癖。

我們上幾代人,即早期「港豬」之所以出現,其實是有身處東西方冷戰及國共鬥爭夾縫中的背景因素。而港英政府亦在七十年代開始為我們確定「香港人」身份,推行本土化政策,早已建立了香港主體意識,不像台灣本省人,在自身土地卻被貶視,在身份夾縫中掙扎,比我們更早嚐盡了回歸中國式專政的苦頭。

所以,八十年代的亞洲四小龍之中,我們既未經歷像鄰近台灣及南韓那樣血雨腥風、悲壯慘烈,對抗亞洲強人專政的民主運動,亦不像新加坡,早已置身於集西方法治、東方帝制的強人家族威權管治之下,香港相對上幸運,由本身已是趨向成熟法治民主體制的英國管治。

不過,一切在 1997 年香港「回歸祖国」後逆轉。

我們終於體驗到,在爭取北京早已承諾的普選連番受挫之後,還要面對更多的政治打壓、更大的赤化入侵及資源搶奪,甚至連一向既得利益的本土權貴都被清洗,代之而是傀儡特首執行完全面向北方的政經決策。可以說,今天我們既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壓,更遭受進一步經濟民生的肆意剝削。

相反,台灣在 2000 年終於實現「變天」之後,在這十九年間,已經歷過三次政黨輪替,民主體制及意識亦已漸趨成熟,甚至在藍綠以外,孕育了年輕人及政治素人的「第三勢力」。然而,台灣亦步向了「民主疲勞症」,社會開始重新轉向經濟民生的關注,所以我們看到韓國瑜打破了高雄多年來由綠營壟斷的局面,郭台銘竟由大陸抽身回來挾「台灣特朗普」聲勢參選總統……

可以說,台灣與香港的歷史進程是完全相反的。不過,一個「反送中」運動,卻讓台港在迴然不同的歷史軌跡上,於這一刻接上了。

台灣人真的驚醒了,「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終於令他們有了最深切的領悟,當香港人快連法治及言論自由也守不住,現在只能奮力捍衛「免於恐懼的自由」,他們終於發現過去太忽略了赤化侵略,太寄望於對岸的「市場前景」。所以,現在才有十萬人上街反紅媒。當然,這亦絕對歸功於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以至她在北京的主君,以為香港人在雨傘運動之後已無力還擊,於是強硬推進一切政治打壓,完全無視香港在國際以至兩岸間的特殊地位。

愚昧的領導人,偏偏統治著高質素的公民。過去短短兩個多星期,香港人令世界刮目相看:上百萬規模的動員,多變的抗爭模式,以至那一位我們永誌不忘的同路人,皆令世界動容,亦令台灣震撼。

而如果反過來我們有什麼可借鑑台灣,就是他們的民主化道路及今天的成就。首先,那是無數前人犧牲自己累積的成果,永誌不忘。再說,還記得當年我們也曾嘲諷台灣議會的混亂毆鬥嗎?今天,我們是否明白,當面對又一個中國式政權,原來真的無法再保持英式議會的優雅,才能保住一點發聲的空間?當大家又嘲諷民主化後台灣社會藍綠相爭的撕裂局面,今天是否看見,更多的年輕人與素人參政,帶來更多不同的看法?是否意識到當威權統治過去,政府民生政策是持續邁向更強調人道關懷的方向推行?當言論、表達與各種自由得到保障,社會創意與生產力就得以大規模釋放?

而歸根究底,民主與法治制度,是首先保障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相信今天的香港人,自然心領神會。

「命運共同體」,是台灣朝野在八十年代用以梳理省籍對抗情結的論述,猶如香港在八十年代高唱《獅子山下》一樣。没想到,反送中運動令台港終於連線了,台灣「命運共同體」不只某程度梳理了省藉情結,鞏固了台灣主體意識,亦終於推向與香港連結,成為在普世價值之下,面對同一個超級極權,息息相關同生死的兩個自由社會。而這一步,卻是姓習或姓林鄭的怎樣也無法預料的發展。當台港兩地人民在自由意識上已結成命運共同體,牽一髮則動全身,這才是未來數年中共最頭痛、最大的危機。

撰文:聿山   2019/6/26

000

「二百萬」這個包袱

013

人生的勝利者,就是能把自己的往績抹掉,完成一場賽事,就重新歸零,再開始。

二百萬人遊行,政府官員、林鄭和各司長陸續走出來宣佈讓步和「道歉」,轉眼已經是一個禮拜前的事。

過去這個禮拜,年輕人們很努力用各種方式維持,各種不合作運動的想法於討論區不斷發動。包圍稅務大樓、包圍入境處、警總等等,當中部份行動取得較大效果,稅務大樓臨時關閉、星期五包圍警總的行動更是讓政府和警隊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

隨之而來的,當然就是各種不同意見湧現。有些人認為運動適可而止,不能讓市民感到煩厭;有些批評在場人士丟雞蛋、塗鴉過火;有些認為不合作運動多少就是要阻礙社會正常運作,以逼取政府正視問題,如此政治潔癖是不能成事的。

先不去探討成效對錯、「有用無用」這些悶死人的老調,我個人比較會選擇著眼於這個運動中,每個參與當中的人,身上展現的那種急速變化。而無可否認的是,年輕人絞盡腦汁各出奇謀,都是很努力地為這場運動找尋下一個缺口,單單這一點,已經值得我們賦予更大的體諒和包容。

061昨天早上再次有人發起包圍稅務大樓,顯然人數比上一次已經少了好一些,而公眾的耐性也隨之降低。大樓門外許多年長途人(有人猜想是收了錢的建制派,我直覺覺得絕大部份是一般大眾)向示威人士表達不滿,儘管示威人士由最初的阻擋轉而為嘗試向對方解釋及道歉,但大部份最終還是不歡而散。期間示威者一度變陣散開、分頭行事,有些從門外走進大樓升降機大堂。被阻止使用電梯的人群當然面露不歡,當中一位馬來西亞人士從升降機步出,用身體擋在示威者和升降機中間,期間發生碰撞和口角。看直播的人極為緊張,紛紛表示不該這樣,不該哪樣。後來在討論區也能看到對於這次行動的批評和辯論,似乎大家對這次行動都多少有點微言。

可幸的是,示威者在五點多離開後,並沒有各自散去,而是選擇一同回到立法會示威區內召開臨時會議,討論及檢討行動的不足,以及嘗試商討下一步的部署。歷時一個小時的討論,各人也有機會舉手發言表達意見,最後更分小組開group再商討。這些是我樂於看見的。

由6月12日的行動開始,總是看到很多成年人在擔心年輕人的每一個舉動,怕他們看不清狀況、會魯莽行事、失去民意,但殊不知,在我們看著直播憂心之際,這些年輕人已經快速成長,學會從錯誤中檢討,再改良。

擔心嘛,當然不可能完全沒有的,但我會選擇相信這一代年輕人的應變能力和他們從挫敗中長出的集體質素。

在任何試驗中,無可避免會有反效果或是做得不足的時候。即使是科學家要找尋新論點,當中需要多少次失敗的實驗來成就最終的肯定?如果每次都因為怕輸怕失去,只是盤算而不行動,又怎麼能知道什麼方法有成效,什麼方法需改進?我們過往的社會運動,就是太多計算、太多考量、太多包袱、太多太安全的做法,以致年輕群眾對各政黨和領導團體失去信心。而在眾說紛紛怕被指摘的環境下,有經驗的人也會因此卻步,不再敢亂試新模式。

這次運動最顯著的轉變,亦是讓它有空前號召力的原因,正是在於沒有包袱的群眾在決策上的參與。每個人都能天馬行空地丟出自己的想法,有最多人認同的,便能成事,不太可行的,也不會有太多人盲目跟從。抗爭方法每天都在更新,有人甚至發起用網上軟件讓大眾投票,或者在現場投票決定意向,這些都是我們以往從來沒有見過的。

這一次,我們沒有大台,因為最主流最令人信服的意向,就是大台。

既然我們以這個方法成功取得政府退讓以及民意的上方,就絕對不能讓自己回到以往的困局。積極參與當中的人,不要把錯誤放得太大,也不要太留戀之前得到的所謂「佳績」。旁觀打氣的人,切忌太輸打贏要,在別人犯錯時,更要多加鼓勵,友善地提出正面的建議,要讓事情有討論和互相理解的空間。試驗中總是有得有失,但嘗試拉遠一些來看,每一個動作都是讓我們把進程逐步推前的。

現在這個抗爭模式,當然還是有它不足的地方:例如沒有主要軍師,在行動成功啟動後,無法有效地傳達訊息;有什麼出乎意料的情況,變陣也會流於鬆散;參與的人不是每個人都清楚箇中目的和必須遵守的原則。這是我們必須實實在在去解開的難題,但年輕人在這兩個禮拜所展現的智慧,讓我相信大家在短期內將會找出對應的方法。

然後,「兩百萬人」的「佳績」,是否也漸漸成為大家的包袱?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人生的勝利者,就是能把自己的往績抹掉,完成一場賽事,就重新歸零,再開始 ──不被勝利沖昏頭腦,也不會因前面的困難卻步。再說,兩百萬人,已經是一個禮拜前的事,要能以一個集體繼續往前,我們必須把這個數字帶來的勝利感收進抽屜裡,把每一天的抗爭當成新的一頁去面對。

運動達到高峰固然振奮人心,但總不能只是留戀過去,更不能要求每個人(或是自己)長時間處於作戰狀態。生活還是要繼續,下一步,就是要重整自己的思維,將這個運動變成一個能持續但不互相虛耗的新日常。

撰文: 何韻詩 25-06-2019

 

000

寄希望於香港青年的理由

057

坦率地說,在此次「反送中」之前,我和許多人一樣,對香港的前景頗為悲觀,但由於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在這次救港鬥爭中表現的決絕感動了世界,令我不僅增強了對港人自救的信心,且進而增強了對國人自救的信心。

無需諱言,在中國自由派中有一種對中國政治文化絕望的強烈意識,而在中國守舊派中,則普遍存在一種對中國專制文化的宿命意識。兩種意識合流,極大地壓抑了中國青年一代的反抗意志和建構一種能與傳統銜接的自由秩序之想像力。但不能不承認,從歷史的角度看,對中國自由前景的這兩種悲觀,都有相當的理由。總結起來,就是中國當權者從來抓不住變革的時機自救救國,而造反成功者則從來逃不脫「周期律」的詛咒。因此,當某些自由派恨中國內地沒有被洋人徹底殖民的機會之時,保守派則慶幸不會再有「列強」敢於挑戰大一統的專制秩序。

我以為此次香港「反送中」勝利之一大啟示,就是中國有機會從上述文化陷阱中走出來。為甚麼呢?因為我看到這次勝利的背後有一個建立在高度文化自覺基礎上的香港自治社會。沒有這個基礎,香港年輕人決絕的抗爭意志就無法理解,也無以寄希望。香港自治社會與任何傳統自治社會不同,而是以英式法治為依托,以自由的華人為主體建構的現代自治社會。港人有選擇移民海外的充分自由,「回歸」前,也確實有不少人成為「空中飛人」,但後來這些人很多都回來了,帶著一種新的文化身份自覺,積極參與到大陸的經濟開放大潮中,也再次確立了自己「港人」的身份歸屬。經歷過這樣一段「身份認同」危機與波折的新華人,攜帶著新的文化基因,是重建中國未來秩序的積極因素,因為這些人選擇的自救與救港路徑,對未來中國內地秩序的重建有重大的普遍意義。

就在海外關注香港「反送中」生死博弈之時,內地輿論卻關注另一個重大事件,就是最近曝光的湖南某中學十餘年前發生的「操場埋屍案」。這個看似與香港完全無關的兇案,背後是中國人共同面臨的治理危機,只不過治理危機的形態在內地、香港和台灣因歷史而表現不同罷了。

台灣人相對最幸運,有社會自治,有政治民主,但法治傳統略顯不足;港人有法治傳統、有社會自治,但沒有真民主;大陸危機最深重,屬於三無:無法治、無自治,也無民主。其中因沒有地方自治帶來的社會潰敗,蘊含著極大的動亂風險。中共當局正在推動的「掃黑除惡」運動,說明他們意識到了這個危機,但他們反社會自治、反地方自治的價值取向,決定了他們對治理危機的反應,只會加劇治理危機。導致治理危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市場經濟下的政治集權,只會加速地方人才的外流,從而不斷加速地方和基層社會的失序和潰敗。「操場埋屍案」是這種失序和潰敗的必然結果。

人才外流導致了雙重的治理危機,即發達地區的移民危機和落後地區的社會潰敗帶來基本秩序危機。這也是本輪全球化帶來的普遍危機。這個危機不可能僅靠發達地區築牆解決,而只能靠支持被迫漂泊的精英返鄉,重建社會和地方自治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香港青年一代的抗爭是這個新歷史潮流的產物,也啟示了中國未來的路徑,所以值得寄以希望。

058

梁京  2019-06-25

我係香港人 : 保護香港!

原題:「香港逃犯條例:中港矛盾延燒至美國校園」
撰文:馮兆音  2019年 6月 20日 (BBC中文駐美記者 發自華盛頓)

051

「我來自香港,不是中國。」在波士頓留學的香港學生許穎婷(Frances Hui)四月在校報上發表觀點文章,以此作為標題。

文章以這句話開頭:「我來自一座城市,它屬於一個我不隸屬的國家。」

許穎婷接下來寫道,包括她在內的許多香港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表達了對她所就讀的愛默生學院(Emerson College)將其家鄉列為「香港,中國」的不滿。

隨後,許穎婷的社交媒體炸開了鍋。她收獲排山倒海的支持,「雨傘運動」學生領袖黃之鋒亦為她點讚。同時,批評紛至沓來,其中不少來自她的中國內地同學。

「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有人評價她「無知而傲慢」。一位自稱在湖南出生、香港長大的學生寫道:「喝著東江水,用著大亞灣的電,然後你說『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還有人寫道:「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這句話原出自西漢抗匈名將陳湯,是近年中國賣座電影《戰狼2》的經典台詞。

「我讀到那則評論時,真的有panic attack(感到恐慌)。」許穎婷對BBC中文說,她哭著讀完各種評論。

「來自香港、台灣、西藏和其他與中國相關地區的學生,會因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遭遇反彈。」許穎婷在上述的觀點文章中寫道。她隨後的遭遇,似乎正正印證了這句話。

052

她留意到,在校園中人們對她指指點點,在社交媒體上有人標記她,稱她「身材矮小、看起來弱小」。

「這讓我感覺被監視。」 許穎婷認為:「中國同學從小被教育,如果國家被攻擊,就會將其視為人身攻擊。但香港人會批評、反省自己的政府。」

香港回歸22年以來,香港人對北京和香港政府日趨不信任,在近年一波波社會運動中展現無遺。六月,香港爆發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抗議港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提案若通過,身在香港的疑犯可被引渡至中國內地。

中港矛盾日趨熾熱,催生香港的本土意識。近年中港之間的高溫,也彌漫至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校園,內地與香港留學生之間關係緊張加劇。

美國校報上的風波

許穎婷的文章發佈三日後,三名來自中國內地的新聞系學生在愛默生學院校報《The Berkeley Beacon》發文回應許的文章,其中重申「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法理上是全球共識。這三名中國學生拒絶了BBC中文的採訪請求。

053

三名內地學生回應許穎婷的文章

其中一位名為Xinyan Fu的作者在社交媒體公開貼文中寫道,他們尊重許穎婷的政治立場和言論自由,但認為文章中其他內容與事實有所偏差。同時,Xinyan Fu呼籲人們不要以人身攻擊的形式,反對他人的政治立場和身份認同。

然而,就在Xinyan Fu的貼文下,就有人留言攻擊:「你應該感到羞恥。」

「我歡迎理性尊重的討論。」許穎婷說,以校報為渠道的辯論是她希望達成的效果。同時,許堅持,她的文章並無提倡港獨,只是說明自己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法理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不是每個香港人都覺得自己屬於中國,」許穎婷說:「身份認同不能被修正,這是個人的選擇。」在採訪中,許不願透露她對港獨的看法。

而她坦言,事先沒預料到,文章會激起如此強烈的反響。該校報文章通常只有幾十點閲量,許的專欄之下卻有幾百則評論,隨後《華盛頓郵報》在內的多家中英文媒體都報導了她的遭遇。

許穎婷的文章顯然冒犯了一些內地同學,不過她說,也有來自中國內地的同學向她表示支持,但迫於外界壓力,無法公開發聲。

許沒有回應任何仇恨評論。有人向學校報告了威脅「雖遠必誅」的內地學生,許穎婷配合了調查。她說,校方以保護學生隱私為由,拒絶透露處理方式。

愛默生學院在提供給BBC中文的聲明中表示,學校致力促進互相尊重的多元觀點交流。校方重視學生人身安全,認真評估及回應感到受威脅學生們的情況。

愛默生學院是一家小型私立文理學院,學生總數不足5000人。國際學生佔約16%,其中主要生源地是中國大陸,每年亦有十數個台灣新生,而來自香港的學生只有寥寥幾人。

反《逃犯條例》運動蔓延海外

六月初,百萬香港人上街時,美國大學已進入暑期,許穎婷與內地同學並無繼續辯論交鋒。

不過,許穎婷沒有閒下來,她在波士頓組織了「反送中」的集會,又赴紐約遊行發言,希望國際社會聽見香港年輕人的呼聲。

在紐約的集會中,她身穿一身黑衣,T恤上寫著:「我係香港人(我是香港人)」。她站在高處,用擴音喇叭帶領群眾呼喊口號:保護香港!

054

五年前的「雨傘運動」中,許穎婷從一個因數學成績不錯、而把會計師列為志願的15歲高中生,轉變成立志當記者的社運青年。「一放學就會去佔中。」

「我之前一直在社運前線,現在遠在美國,充滿無力感。」 許穎婷形容自己好似「嘆住冷氣睇香港發生緊咩事(吹著空調看香港在發生什麼事)」,只能隔岸觀火,心情沉重。

而對於另一些香港留學生來說,反《逃犯條例》遊行反而成為他們與中國內地同學理性交流的契機。

來自香港的馬里蘭大學物理博士生崔子俊與內地室友同住,室友平時並不特別關注香港議題。

但目睹百萬香港人上街的報導後,室友主動問他:「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地間有引渡逃犯的條例不應是正常的事嗎?」崔子俊隨即解釋回歸以來的中港關鍵事件,以及香港人對內地法治的不信任,對方亦表示理解。

崔子俊說,他接觸到的大部分中國內地學生習慣美國課堂辯論的氛圍,願意聆聽不同觀點,展開理性討論;即使最終無法說服對方,也能求同存異。在他的個人經驗中,與內地學生的交流從未升級至人身攻擊或割席絶交。

055

反《逃犯條例》示威如火如荼之際,來自香港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生王宏基,通過電郵和社交媒體上宣傳香港遊行的信息,引來許多內地同學前來留言。

「他們大部分不持任何立場,只是詢問事件實情與香港人的看法,」王宏基對BBC中文說。「在香港,或許內地人和港人有更多利益衝突,摩擦較多;而在美國,我和內地同學可以有平和的討論。」

來自武漢的汪同學是王宏基其中一位支持「反送中」的內地同學,在接到王宏基關於香港遊行的電郵後,馬上回信詢問,人在美國能如何身體力行支持這場社運。

“對我來說,香港是一個希望,讓我們看到華人社會的另一種姿態,也許未來大陸也能變成那樣。"汪同學對BBC中文說,"我不想自由繁榮的香港變得暗淡。"

“反送中"遊行期間,他在新浪微博上轉發香港現場照片,不久就遭到刪除。

汪說,他接觸到的內地留學生當中,大多對香港的抗爭不知情、不理解。"但不是說內地孩子就麻木、不聰明,根本原因還是教育。"他笑說,小時候練書法時,老師給的練字詞組便是"一國兩制"。

汪的政治啟蒙是在國內上大學期間,隨後到美國深造,接觸到更多關於中國政治與歷史資訊。"思想是逐漸轉變的。"

「我係香港人」

在美國校園,王宏基與內地同學平日在實驗室一起工作,假日一同聚餐、開車出遊,也不諱言談論敏感的政治話題。 「我很幸運,遇到的都是能講道理的人。」他認為,香港留學生的年齡、科系、學校不同,因而每個人在美國校園與內地同學交流的經歷,也不盡相同。

23歲的王宏基說,許穎婷的遭遇並不令他感到驚訝,因為許多香港年輕人與內地人確實存在截然不同的身份認同,許的文章道出了許多香港90後、00後的心聲。

056

1997年香港回歸時,他們年紀很小,甚至仍未出生。他們有的曾對中國有更強的歸屬感,但隨著年紀增長及近十年來中港摩擦的頻發,身份認同逐漸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反國教、雨傘運動、銅鑼灣書店事件、一地兩檢、反送中……在一波波的社會運動中,香港年輕一代的本土政治參與度愈發深入,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意識越來越堅定。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8年12月的調查,15.1%的香港人自我認同為中國人,而40%自稱為香港人。另有43.2%的香港人表示,自己有混合的身份,身在中國的香港人,或是在香港的中國人。

在18到29歲的年齡組,僅有4.1%的香港人持「中國人」身份認同,而59.2%自我認同為香港人。

「介紹自己時,我會說『我是香港人』,」王宏基說。如果對方稱他為「中國人」,他會向對方解釋一國兩制,強調自己香港人的出身。

「香港人是我最認同的身份,」王宏基和崔子俊都這樣說。雖然遠在大洋彼岸而無法親身走上香港街頭,他們參加了在首都華盛頓的「反送中」集會。

集會解散前,近百名身穿黑衣的參與者在白宮前合影。王宏基留意到,幾名可能來自內地的年輕人,默默地走到鏡頭外。對於他們來說,即使身在美國,公開聲援香港遊行都意味著承擔深不見底的風險。

000

 

習近平的威權統治折戟香港

鄧聿文  2019年6月19日  (轉載  《紐約時報》)

一隻蝴蝶輕輕地扇動翅膀,可能引發千里之外的一場風暴,這就是氣候學上的「蝴蝶效應」。港府近期啟動《逃犯條例》的修訂引發了香港市民兩場「反送中」百萬大遊行,不僅迫使特首道歉,還使得港府無限期暫緩修例。這次巨變大大出乎輿論意料,可以說,也使習近平的威權折戟香港。從歷史來看,這會是此次港府修例帶來的「蝴蝶效應」。

044

港府強推修例是否與北京有關,已不重要,因為外界和香港社會早已認定,港府和特首的所作所為無視香港主流民意、完全聽命北京。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反對派發起的兩場百萬大遊行,既是針對港府和特首,更是針對北京和習近平。對香港反對派而言,發動香港市民反對港府修訂《逃犯條例》,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單純法律的問題。因為縱使內地司法腐敗,不尊重人權(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如果他們和北京還保持一絲的信任關係,事情不至於到這個地步,但顯然,雙方多年積累下來的宿怨,特別在2014年佔中遊行後雙方的水火不容,佔中領袖人物被判刑,北京加緊對香港的壓力和特區政府的干預,使香港反對派和大部分市民根本不信任北京,將港府修訂《逃犯條例》視作北京欲毀「一國兩制」的重要一步。

對北京信任的完全喪失也就是對習近平的不信任。換言之,香港市民百萬大遊行也是對習近平強人政治的一種表態示威。要反對派和香港市民相信,特首強推修例沒有得到習近平的旨意或支持,根本不可能——不論幕後真相如何。而對港府和北京來講,如果「6.9」大遊行前雖明知市民會遊行反對但對修例通過仍持樂觀態度的話,那麼大遊行突破百萬確實是他們——恐怕也是外界——未曾料到的。在這種強大的反對民意下,習近平的威權受到了真正挑戰。

2014年歷時兩月的「佔中」大遊行其規模和影響在香港回歸後都是空前的。其時習近平雖已當政,強人政治初露崢嶸,然而,彼時地位畢竟尚未完全鞏固,儘管反對派事後被清算,但在當時北京也不得不以退讓換取事件的平息。故可以把「佔中」遊行看作是對習近平的考驗,但還談不上挑戰其權威。

5年過去後,習已「定於一尊」,國家大事皆由其個人決斷,在黨內,反對派和元老集團俯首稱臣;在社會,則幾乎是鴉雀無聲。習的意志和決策在中國土地上暢行無阻。此種情形下,香港百萬市民大遊行突然出現,無論港府修例是否由習指示,不僅習本人會對號入座,將之看作對自己權威的挑戰;社會各界——包括習的政治對手——也會為遊行賦予挑戰習權威的意義。

從此角度考量,在「6.9」百萬大遊行後,即使特首宣布暫停修例,許多人還是認為北京會強撐港府完成修例,最多只是迂迴一下。人們看到,不僅北京涉港事務三大部門——港澳辦、中聯辦、外交部——齊聲表態支持港府和特首修例,在6月16日第二次百萬大遊行當天,《人民日報》還以本報評論員名義發文表示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我也傾向判斷,鑒於習的膨脹心態,他現在的想法是,只要在中國範圍內(包括港澳)的事情他決定做,就一定要做成。香港的修例如果擺不平,等於他的威權在香港打開了一個缺口,這是他不能容忍的。因為這不僅涉及其個人權威的問題,更會帶來後續效應。

首先是北京擔心香港反對派乘勝追擊,提出普選訴求,君不見美國國會威脅要出台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而北京還不想給香港民主,擔心一旦讓香港普選特首,將更掌控不了香港事務,使香港變成反中基地;同時也憂慮內地學香港要民主。其次,北京也不得不防,如果內地民眾看到香港大遊行後,從中得到啟示,認為只要人數足夠多,政府就將不得不退讓,滿足民眾要求,那麼,在社群媒體時代,萬一有人號召民眾起來遊行示威,人數即使達不到百萬,有十萬,政府怎麼辦?所以,按照北京對事情判斷的邏輯,是不會因僅僅有百萬市民遊行反對就退讓的道理。

然而,出乎多數人預料,「6.16」香港市民舉行第二次百萬大遊行後,特首林鄭終於道歉和停止修例,語氣也很謙卑,港府這次讓步應該既有第二次遊行規模更大(據反對派宣布超過200萬人)的原因,可能也與有市民以死抗爭有關,港府怕有市民效法此舉或者因此事激起更多市民的悲憤情緒而演變成騷亂,發生民變。事情到這一步勢必只有出動軍隊介入才能平息。但顯然,這樣做的後果太嚴重,不僅香港會變成死港,也將使北京在和華盛頓的談判中處於道德不利地位。港府和特首是承擔不起這個後果的,除非北京有意把事情擴大,否則,也超出習近平的考量外。

現在,面對這一選擇,北京權衡的結果是暫時犧牲習近平的權威,保住香港的穩定,至少在本月底G20會議習特見面前不使事態失控。從好的一面說,習近平做出退讓反映了他一定的靈活性,在自己不利時,選擇暫時退卻。

那麼,這會是北京和習近平的權宜之計嗎?如果是,鑒於本屆立法會明年到期,在新的立法會產生前的一年裡,《逃犯條例》的修訂事實上不太可能。習近平可能不會接受這個事實,可我認為他接受的可能性還是很大。對習而言,香港《逃犯條例》的修訂不是他考慮的階段性目標重點,他的頭等任務還是處理好中美貿易戰和兩國關係。而假如因強制修例導致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被美國用作打壓中國的工具,就非常得不償失,所以他會忍一忍,即使重啟修例,也要等新的立法會產生後再找合適時機。這於他的權威會造成損害,但只能承受。

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