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係香港人 : 保護香港!

原題:「香港逃犯條例:中港矛盾延燒至美國校園」
撰文:馮兆音  2019年 6月 20日 (BBC中文駐美記者 發自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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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香港,不是中國。」在波士頓留學的香港學生許穎婷(Frances Hui)四月在校報上發表觀點文章,以此作為標題。

文章以這句話開頭:「我來自一座城市,它屬於一個我不隸屬的國家。」

許穎婷接下來寫道,包括她在內的許多香港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表達了對她所就讀的愛默生學院(Emerson College)將其家鄉列為「香港,中國」的不滿。

隨後,許穎婷的社交媒體炸開了鍋。她收獲排山倒海的支持,「雨傘運動」學生領袖黃之鋒亦為她點讚。同時,批評紛至沓來,其中不少來自她的中國內地同學。

「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有人評價她「無知而傲慢」。一位自稱在湖南出生、香港長大的學生寫道:「喝著東江水,用著大亞灣的電,然後你說『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還有人寫道:「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這句話原出自西漢抗匈名將陳湯,是近年中國賣座電影《戰狼2》的經典台詞。

「我讀到那則評論時,真的有panic attack(感到恐慌)。」許穎婷對BBC中文說,她哭著讀完各種評論。

「來自香港、台灣、西藏和其他與中國相關地區的學生,會因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遭遇反彈。」許穎婷在上述的觀點文章中寫道。她隨後的遭遇,似乎正正印證了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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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留意到,在校園中人們對她指指點點,在社交媒體上有人標記她,稱她「身材矮小、看起來弱小」。

「這讓我感覺被監視。」 許穎婷認為:「中國同學從小被教育,如果國家被攻擊,就會將其視為人身攻擊。但香港人會批評、反省自己的政府。」

香港回歸22年以來,香港人對北京和香港政府日趨不信任,在近年一波波社會運動中展現無遺。六月,香港爆發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抗議港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提案若通過,身在香港的疑犯可被引渡至中國內地。

中港矛盾日趨熾熱,催生香港的本土意識。近年中港之間的高溫,也彌漫至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校園,內地與香港留學生之間關係緊張加劇。

美國校報上的風波

許穎婷的文章發佈三日後,三名來自中國內地的新聞系學生在愛默生學院校報《The Berkeley Beacon》發文回應許的文章,其中重申「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法理上是全球共識。這三名中國學生拒絶了BBC中文的採訪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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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內地學生回應許穎婷的文章

其中一位名為Xinyan Fu的作者在社交媒體公開貼文中寫道,他們尊重許穎婷的政治立場和言論自由,但認為文章中其他內容與事實有所偏差。同時,Xinyan Fu呼籲人們不要以人身攻擊的形式,反對他人的政治立場和身份認同。

然而,就在Xinyan Fu的貼文下,就有人留言攻擊:「你應該感到羞恥。」

「我歡迎理性尊重的討論。」許穎婷說,以校報為渠道的辯論是她希望達成的效果。同時,許堅持,她的文章並無提倡港獨,只是說明自己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法理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不是每個香港人都覺得自己屬於中國,」許穎婷說:「身份認同不能被修正,這是個人的選擇。」在採訪中,許不願透露她對港獨的看法。

而她坦言,事先沒預料到,文章會激起如此強烈的反響。該校報文章通常只有幾十點閲量,許的專欄之下卻有幾百則評論,隨後《華盛頓郵報》在內的多家中英文媒體都報導了她的遭遇。

許穎婷的文章顯然冒犯了一些內地同學,不過她說,也有來自中國內地的同學向她表示支持,但迫於外界壓力,無法公開發聲。

許沒有回應任何仇恨評論。有人向學校報告了威脅「雖遠必誅」的內地學生,許穎婷配合了調查。她說,校方以保護學生隱私為由,拒絶透露處理方式。

愛默生學院在提供給BBC中文的聲明中表示,學校致力促進互相尊重的多元觀點交流。校方重視學生人身安全,認真評估及回應感到受威脅學生們的情況。

愛默生學院是一家小型私立文理學院,學生總數不足5000人。國際學生佔約16%,其中主要生源地是中國大陸,每年亦有十數個台灣新生,而來自香港的學生只有寥寥幾人。

反《逃犯條例》運動蔓延海外

六月初,百萬香港人上街時,美國大學已進入暑期,許穎婷與內地同學並無繼續辯論交鋒。

不過,許穎婷沒有閒下來,她在波士頓組織了「反送中」的集會,又赴紐約遊行發言,希望國際社會聽見香港年輕人的呼聲。

在紐約的集會中,她身穿一身黑衣,T恤上寫著:「我係香港人(我是香港人)」。她站在高處,用擴音喇叭帶領群眾呼喊口號:保護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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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的「雨傘運動」中,許穎婷從一個因數學成績不錯、而把會計師列為志願的15歲高中生,轉變成立志當記者的社運青年。「一放學就會去佔中。」

「我之前一直在社運前線,現在遠在美國,充滿無力感。」 許穎婷形容自己好似「嘆住冷氣睇香港發生緊咩事(吹著空調看香港在發生什麼事)」,只能隔岸觀火,心情沉重。

而對於另一些香港留學生來說,反《逃犯條例》遊行反而成為他們與中國內地同學理性交流的契機。

來自香港的馬里蘭大學物理博士生崔子俊與內地室友同住,室友平時並不特別關注香港議題。

但目睹百萬香港人上街的報導後,室友主動問他:「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地間有引渡逃犯的條例不應是正常的事嗎?」崔子俊隨即解釋回歸以來的中港關鍵事件,以及香港人對內地法治的不信任,對方亦表示理解。

崔子俊說,他接觸到的大部分中國內地學生習慣美國課堂辯論的氛圍,願意聆聽不同觀點,展開理性討論;即使最終無法說服對方,也能求同存異。在他的個人經驗中,與內地學生的交流從未升級至人身攻擊或割席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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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逃犯條例》示威如火如荼之際,來自香港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生王宏基,通過電郵和社交媒體上宣傳香港遊行的信息,引來許多內地同學前來留言。

「他們大部分不持任何立場,只是詢問事件實情與香港人的看法,」王宏基對BBC中文說。「在香港,或許內地人和港人有更多利益衝突,摩擦較多;而在美國,我和內地同學可以有平和的討論。」

來自武漢的汪同學是王宏基其中一位支持「反送中」的內地同學,在接到王宏基關於香港遊行的電郵後,馬上回信詢問,人在美國能如何身體力行支持這場社運。

“對我來說,香港是一個希望,讓我們看到華人社會的另一種姿態,也許未來大陸也能變成那樣。"汪同學對BBC中文說,"我不想自由繁榮的香港變得暗淡。"

“反送中"遊行期間,他在新浪微博上轉發香港現場照片,不久就遭到刪除。

汪說,他接觸到的內地留學生當中,大多對香港的抗爭不知情、不理解。"但不是說內地孩子就麻木、不聰明,根本原因還是教育。"他笑說,小時候練書法時,老師給的練字詞組便是"一國兩制"。

汪的政治啟蒙是在國內上大學期間,隨後到美國深造,接觸到更多關於中國政治與歷史資訊。"思想是逐漸轉變的。"

「我係香港人」

在美國校園,王宏基與內地同學平日在實驗室一起工作,假日一同聚餐、開車出遊,也不諱言談論敏感的政治話題。 「我很幸運,遇到的都是能講道理的人。」他認為,香港留學生的年齡、科系、學校不同,因而每個人在美國校園與內地同學交流的經歷,也不盡相同。

23歲的王宏基說,許穎婷的遭遇並不令他感到驚訝,因為許多香港年輕人與內地人確實存在截然不同的身份認同,許的文章道出了許多香港90後、00後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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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歸時,他們年紀很小,甚至仍未出生。他們有的曾對中國有更強的歸屬感,但隨著年紀增長及近十年來中港摩擦的頻發,身份認同逐漸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反國教、雨傘運動、銅鑼灣書店事件、一地兩檢、反送中……在一波波的社會運動中,香港年輕一代的本土政治參與度愈發深入,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意識越來越堅定。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8年12月的調查,15.1%的香港人自我認同為中國人,而40%自稱為香港人。另有43.2%的香港人表示,自己有混合的身份,身在中國的香港人,或是在香港的中國人。

在18到29歲的年齡組,僅有4.1%的香港人持「中國人」身份認同,而59.2%自我認同為香港人。

「介紹自己時,我會說『我是香港人』,」王宏基說。如果對方稱他為「中國人」,他會向對方解釋一國兩制,強調自己香港人的出身。

「香港人是我最認同的身份,」王宏基和崔子俊都這樣說。雖然遠在大洋彼岸而無法親身走上香港街頭,他們參加了在首都華盛頓的「反送中」集會。

集會解散前,近百名身穿黑衣的參與者在白宮前合影。王宏基留意到,幾名可能來自內地的年輕人,默默地走到鏡頭外。對於他們來說,即使身在美國,公開聲援香港遊行都意味著承擔深不見底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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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移民

按:那天晚上和 Janice 談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話,因為她要移居台灣。還好,台灣只是咫尺。收線後,靜了一陣子,突然腦袋浮起一首很舊的歌曲 “A House Is Not A Home”。於是上網 google,找到了歌曲,也同時找到了40年前 TVB 的劇集《家變》,原來《家變》的英文名也叫 “A House Is Not A Home”。若果,House = HK 的話!(Hou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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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搬遷,是一件很勞累的事,先住幾天酒店。

 

文:Janice Wong - 2019年06月06日 ( 轉載自《明報》) 

那一年我19歲,去了台灣升學。然後一晃眼,已經是30多年前的事。人生卻是非常弔詭的,那一年台灣剛解除戒嚴令(因應國民政府動員戡亂時期,台灣由1949至1987年實施戒嚴令),如果寶島不是像剛萌芽的土壤,而香港正值黄金時代,畢業後我也許選擇留在台灣而不回港。

年逾1000港人移居台灣

30多年後,香港的黄金時代已褪色。近年移民又成為熱門話題。根據香港保安局的數據,去年約有7600名港人移民外地,較2017年多17%。其中台灣成為歐美國家以外的移民熱點,根據台灣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資料,由2016至2018年連續3年,每年也有超過1000名港人定居台灣,與移民加拿大的人數相若。誰又想到多年後的今天我成為了移民定居台灣那1000人裏的一員?

我最終決定回流台灣,也許更多的是年少時的情意結,一直思念着那些年的寶島歲月,當下定決心不再糾結於去留問題時,我是很適應當地生活。如果在台灣戒嚴時期也能挺得過那4年大學生活,解嚴30多年後沒可能不適應吧?

每次朋友們包括當地的年輕人問我,台灣戒嚴時期是怎樣的狀况?也許他們聽多了今天媒體的用詞,像白色恐怖、威權時代等,我總是不置可否,「我讀書的年代沒這麼可怕啊!」也許那是將近解嚴的前幾年,1980年代中期至後期,只是生活上不太便利,有外匯管制。當年每次寒暑假回台,我總要拎着一大把港幣現鈔去西門町金舖(台稱之銀樓)的地下錢莊兌換新台幣。最初感覺是怪怪的,走進金舖不是買金飾,而是走過細窄的通道往下層的地下錢莊,掌櫃都是肥胖的中年漢,叼着煙,在數錢和記帳,頗有1980年代香港江湖電影的味道。

在資訊流通方面,當年來來去去只有4家電視台和3大報業集團4份報紙,也是政府或相關單位辦的,社會倒是安寧和諧。作為學生,當年只要心無旁騖專心學業,閒時參加校內形形色色的興趣班社團,像西洋劍擊社、東洋劍道班、詩社、文社,以及校內和校際大小舞會派對,生活是過得挺愉快的。人生追求的其實也只是那種曉風明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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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是一場永遠不散的筵席😊台灣大學     椰林大道     傅園 (紀念台大及北大前校長傅斯年)     醉月湖等等     均是台大的景點。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 再次聯考     選台大農務系     園藝及景觀學系     其實也挺不錯     可以為國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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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會忘記 ── 六四記者 張炳玲的見證

聽到了記者憶述六四當年,呼一口氣就30年景象。時間烙印了什麼,肯定不只是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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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30年前,我剛當上記者的第一年,在北大採訪。最初被派上大陸,主要是採訪中國大學生的校園民主活動,因為學生活躍於抒發己見。當時北京的大學很開放,容許學生盡情表達對家國和世界的情懷,而同學也很熱衷,反映他們對自由民主的渴望。當時的大學校園生活很教人振奮。

農曆新年前,我回香港過年。直到 4月中旬,我再上北京採訪,接到消息說,因為胡耀邦去世,大學學生在校園的民主場反應很大。我知道後感到有點激動,於是跟當時《新報》副社長龍景昌申請上北京採訪,他立即答應,但旅費只有一點,唯有自己想辨法。畢竟採訪大過天,拿起照相機就出發。

初當記者,不認識其他行家,獨來獨往的做專題採訪。不過,後來在採訪過程中,得到很多人幫忙。

當中有幾位人士,印象很深 …… 芬姐,當時她是《明報》中國版記者,她收留我住北京飯店。她是跑中國線的資深記者,幫忙我理清了政治圈的關係圖。5月30日的一個下午,大兵入城,清潔的阿姨來清潔,芬姐大聲說:大兵都入城還要清潔嗎?我不知為什麼,她這句話嵌入了我腦海中一樣,總抹不掉。

她的聲音充滿了絕望也充滿了悲鳴。很多年後,在街上見到她。她精神恍惚,聽說他經過六四那夜之後,整個人像墮入那夜的黑洞,再走不出來,精神狀態顯得很不好。又過了幾年,我到《明報周刊》工作,遇到芬姐,她沒再當記者,轉到明系的出版社或是月刊 (我忘記了)當校對。當時她對我說「做校對都係佢哋想幫我」。之後,我再沒見過她,不知她現在怎樣。

採訪中國新聞,芬姐是我第一個點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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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京採放,經費不多,怎樣應付日常所須?

由4月到6月5日,住宿都是幾位行家幫忙收留我。其實,從早到晚的採訪工作都是在街頭和廣場,守候突發新聞。旅館只是個冲涼和睡一陣覺的地方。

那一天,我返回北京飯店記者住的樓層時,嗅到一陣陣燒紙的氣味,原來很多記者開始燒新聞手稿,白煙黑煙在洗手間旋轉,我跟着前輩的提醒,但我沒燒手稿,燒了採訪筆記及北京的學者、市民和學生的姓名和聯絡方法。

6月3號晚,我與同學冼偉強,他在《星島日報》工作,我當時《新報》,在長安街採訪,坦克開始入城,看到坦克,我們情急,拿起相機就拍,還開了閃光燈,槍聲就馬上射過來。旁邊的市民叫我們爬下。這便是我這個年輕記者犯的錯。

當坦克車進入長安街,北京市民便用腳踏車`摔過去,腳踏車一下子就被壓得變了型。但,萬萬的沒想到在木樨地,人也像腳踏車一樣。

不過,在最危險的時候,市民都會說「保護記者要把新聞傳出去!」

之後,我與冼偉強分開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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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幫忙把新聞傳出去

那夜之後,進入北京飯店的住客都會被搜查,搜查記者很嚴,但對待一般住客可較鬆。於是我求一位北京飯店的住客幫我忙把菲林帶進去,她答應了,而且順利。其實,在此之前,我去北京機場請回港的香港人幫忙帶菲林回來,當回到香港機場自會有報館的人來接菲林。

六四凌晨後,我看到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的「遺書」。我忘記她寫什麼,只烙了那張無力而縐褶的字條形態。我,一下子凝固了時空。

六四早上,我走到北京飯店的大堂,很多便衣和穿制服的公安在那裡,氣氛馬上變得很緊張。當見到一位天天都來給我們香港記者報告學校情況的學生時,他給了一個眼神,我立即明白他的意思,沒跟他打招呼,像不認識的擦身而過。從此,大家沒再見了。

回到北京飯店房間。我與冼正拍長安街坦克與軍人動態,擋坦克的一幕就在鏡頭中出現。他那白恤衫多麽的白,他,爬上坦克又下來,情緒顯得很憤怒。他擋的不是三架坦克,而是一串長長的坦克。過了幾年,冼偉強在法國拿了圖片獎。當時,大會問他是否感到可惜,因為過了幾年他的擋坦克圖片才被發現。

冼說:「我沒有參加比賽,而且這張圖片是屬於人民的,不是我的,我只是記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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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一個稱職的記者

6月5日,在飛機上,很多哭泣的聲音。我跟旁邊的說,最需要採訪的時候,我坐在飛機上,我很愧疚。我向自己承諾,以後做個稱職的記者。

六四30周年,我見到吳仁華,他是文獻學者。他告訴我,他如何把重要資料用膠布纒在腰間逃亡,後來幾經搜集……整理成書。

30周年,聽到香港電台採訪他,他延續六四文獻及資料收集,又成書……

六四並不只是回望,更多是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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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 麻雀妹去美國撐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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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依家喺Boston嘅Emerson College讀緊新聞傳理。我嚟美國一直有一個信念,就係喺呢個環境到讀好新聞,用英文去寫香港嘅新聞,令香港可以受到更多嘅國際關注。因為係文學院,我學校得嗰兩三個香港人,再多嘅都只係以前喺香港讀國際學校,而60%嘅國際生都係中國人。

今個sem我做咗學生報紙嘅其中一個editor,喺我個section其中一個專欄叫Person of Color column。我喺臨完sem時寫咗一篇文關於我自己認同自己係香港人,而唔係中國人。篇文一出我收到好多好評,好多美國人都走嚟同我講話篇文寫得好全面好周到,好多人都喺Facebook到分享。甚至有好多台灣學生因為咁而認識我、走嚟支持我。都係因為咁呢篇文開始引起中國學生嘅討論。有人post instagram tag我鬧我,有好多人喺篇新聞嘅留言部分到插我(大部分都係佢哋自己解讀錯我嘅訊息)。有幾個讀新聞嘅中國學生聯手寫咗篇致編輯的信 ( http://berkeleybeacon.com/letter-students-respond-to-person-of-color-column-i-am-from-hong-kong-not-china/ ),去回應我篇文,裡面有好多偏頗嘅資訊。例如佢哋用美國部門嘅一個網站去指出香港係特別行政區(我唔知佢哋喺邊忽覺得我唔認同呢一點),但佢哋無包括到美國視香港為中國之外嘅獨立個體嘅嗰一部分。依家學校嘅國際學生部門仲聯絡我去召見我。雖然有其他編輯照住,我仍然覺得好不安。

依家我篇文已經炒到成個網站歷史嚟最多點閱率,但我覺得單單係喺我學校嘅圈子熱門係唔夠。我好希望呢個議題可以炒到更多人知道,同埋知道啲中國人係幾咁野蠻。請各位大大入去睇下篇文,如果可以既話入去留個言,同埋分享出去比更加多人睇。

Link: http://berkeleybeacon.com/person-of-color-column-i-am-from-hong-kong-not-china/

https://lihkg.com/thread/1124377/page/1

羅恩惠:回到歷史,重現權謀,尋找真相

羅恩惠四年前開拍《消失的檔案》,最初是因為同情六七「YP 仔」。
1967 年,羅恩惠 5 歲,兒時居住玩耍的大埔小區就是暴動第一個炸彈爆炸現場,但長大後她對此印象寥寥,加上曾任國民黨十九路軍的父親不想女兒沾手政治,至鮐背之年去世,對「六七」一字不提。

講述六七暴動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攝:陳焯煇 端傳媒

講述六七暴動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攝:陳焯煇 端傳媒

2012 年,羅恩惠透過昔日傳媒界好友屈穎妍,認識到當年的「六七」參與者。羅恩惠憶述,看到這群半世紀前的少年犯、香港最重要一段歷史的親歷者如今垂垂老矣,她希望保留他們的故事。

在香港新聞業,羅恩惠工作超過 30 年,曾在數家電視台供職。為了研究「六七」,2013 年一至八月,她常跑到香港歷史檔案館翻資料,如同做深度調查報導一樣,挖掘六七暴動歷史,但想不到在檔案館的電腦裏輸入了 50 多個關鍵字,只看到一段為時 21 秒、左派群眾與防暴警察對峙的影像,沒任何衝突場面,影像中旁白說道:「1967 年,是香港警察最忙碌的一年…… 」

「明明六七暴動在香港歷史是一件大事,文件應齊全,偏偏,政府影像不翼而飛,檔案、記錄下來的文字又不見。」羅恩惠覺得很奇怪。

她矢意找尋更多六七暴動的真相,開始翻閱舊報紙、訪問親歷者。對她來說,歷史是需要被再現的事實,並不是虛構故事。在尋找中,羅恩惠對檔案資料發掘得越多,就越發現左派很多說法,有太多漏洞甚至「騙局」。

舉例說,左派聲稱當年在新蒲崗人造膠花廠決定發難,是因為防暴隊在那裏打死了一名青年。根據《工聯會與你同行——65 週年文集》,1967 年 5 月 11 日,港英防暴隊「活活打死了年僅 13 歲的少年陳廣生,製造了新蒲崗第二次血案」。翌日,《大公報》報導說,左派領袖楊光定性事件為「反華事件」,認為港英當局「蓄意要玩火,那就來吧」,呼籲群眾鬥爭,並要求港英政府「嚴懲兇手,賠償一切損失」。

不過,研究「六七」多年的資深新聞人張家偉對此案有另一查證。其專著《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指出,陳廣生根本不是死在新蒲崗人造膠花廠,而是在黃大仙徙置區身故的;除了左派報章,其他媒體紛紛表明,陳廣生是被騷動者投擲的石塊擊中致死,與防暴隊無關,其後即便鬥委會向陳母致送五百元慰問金,亦被婉拒。

羅恩惠指出,這只是眾多被扭曲的歷史的其中一段。

再比如,1967 年 7 月 16 日,港九油漆工會工友蔡南被殺。左派報章《大公報》、《文匯報》皆說蔡南當時正參與工務局九龍機械部工人徐田波悼念會,期間潛伏的港英特務想傷害左派年輕人,蔡南挺身而出保護他們,被無辜槍殺;不過,按《明報》報導,蔡南當日是在唐樓上看到警察,立刻衝到街上掟玻璃樽掟石,警察看到他身上有斧頭和三角銼,才射殺他。

「我不能忍受謊言,」羅恩惠說,她自言對真相有潔癖,而陳廣生和蔡南的故事是冰山一角,她還找出了很多「假到唔假」(假得不能再假)的故事。她表示,最初她誤信了這些故事,製作了紀錄片初版《疾風烈火 1967》,但後來一路追尋,發覺不少情節離事實很遠。

2013 年起,佔領中環如箭在弦。羅恩惠指出,同年底,這群香港老左被召喚上深圳開集思會,說國家需要他們動員起來,批判「佔中」、抵抗外國勢力入侵。羅恩惠因此與「老左」政見分歧,越走越遠,關係更變得緊張,後來惡化至左派出言攻擊。

羅恩惠憶及,雨傘運動爆發後,「左派」中人經常傳假文宣給羅恩惠,表示「看 到記者、學生被打的新聞,想要打死他們」。她為此跟「左派」中人吵起來,亦 越發覺到,這段歷史沒有過去,「50 年過去,左派宣傳、動員的行為,跟以前 並無分別」。

2015 年 4 月,努力搜羅六七歷史素材超過兩年的羅恩惠意外獲得了六七時任國 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的《六七筆記》。這本筆記來自吳荻舟的女 兒吳輝,不到巴掌大,僅存 84 頁,記錄了六七期間臨時成立的「港澳聯合辦公 室」在 5 月 26 日至 8 月 8 日之間的會議重點。當時,吳荻舟是聯辦「群眾組組 長」,負責聯絡香港,遇重大問題即向周恩來秘書錢家棟報告。

這本日記成為《消失的檔案》最重磅的歷史資料,也讓羅恩惠紀錄片的問題意 識,自同情少年犯,慢慢轉換到拆穿謊言、還原歷史事件,更在製作即將收尾 之際,迎來第二次轉折:六七暴動,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研究 84 頁的筆記後,羅恩惠發現,「六七」盲動,是因為香港工委和左派擔心 不跟從大陸文革的鬥爭路線就會失去權力,最終胡亂鼓吹群眾鬥爭才釀成恐怖 事件。吳荻舟的筆記提到,1967 年 6 月下旬,暴動洶湧之時,吳荻舟抵住極左 風潮,截停以華潤公司總經理名義訂購、當時已送到深圳的 8400 把甘蔗刀來 港,防止了一場血戰。此外還有阻截廣州海運局的一批槍支上岸、試圖撤回遞 交給周恩來的報告以阻止火燒英國代辦處等記錄。吳輝在 2016 年 2 月的一篇文 章中披露,吳荻舟在筆記中寫道,「文革左的風吹下去,影響了工委對總理指示 精神和港澳長期方針政策界線的分寸。」

羅恩惠表示,她這些年採訪過很多人,認識了很多曾身陷囹圄的「左派」,但他 們很少高喊「愛國無罪,反殖有理」,堅持自己沒錯;「他們只覺得自己被玩, 隨之然被拋棄,卻一直吞聲忍氣」。她如今仍然對一位曾任工會「書記仔」的老 婆婆的經歷念念不忘:

1967 年 7 月下旬,港英政府開始搜查工會,工會慌張。為了宣示「反英」姿 態,工會不顧當時禁止張貼煽動性標語的緊急法令,著會員貼《大公報》、《文 匯報》到大樓外,「書記仔」隨行。恰巧,警察經過,二話不說便拘捕他們, 「書記仔」被判監一年多。

「書記仔」坐牢後,她弟弟告訴她這樣一幕——當時他踏單車經過,看到「書 記仔」被捕上車;與此同時,工會一個領導正下樓,一看到警察捉人,即朝另 一邊拔足逃走。後來,「書記仔」一出獄便找領導當面對質。領導聽後,若無其事地回答:「當然啦,蛇無頭不行,我當然要走。」「書記仔」把這句話記了一 輩子。 「原來領導在出事後不保護大家,而是逃之夭夭。他們最後不用坐牢,不需要 負任何後果,其他人為他們負後果。」羅恩惠說。

自 2017 年 3 月 8 日首映,《消失的檔案》全城矚目,羅恩惠忙於社區放映和為 《消失的檔案》眾籌,截至 5 月 2 日,項目已經籌得超過 34 萬,放映超過 33 場,吸引 6000 多人入場觀看。

這部以還原歷史為志願的影片,也激怒了不少左派。羅恩惠說,一些左派老人 不斷往她頭上扣帽子,詆毀她「漢奸」、「走狗」,甚至最近開始誣捏她為「反華 反共小丑」,但也有一些當年的親歷者,在觀影後與羅恩惠分享了更多六七故 事。她目前正計畫巡迴放映後,好好靜下來寫一本書,將那些未被展現的故事 「放在我的口述歷史裏」。

當年扣押六七暴動囚犯的摩星嶺集中營正在被活化改建,預計到2018年8月,會成為芝加哥大學香港分校。攝:陳朗熹 端傳媒

當年扣押六七暴動囚犯的摩星嶺集中營正在被活化改建,預計到2018年8月,會成為芝加哥大學香港分校。攝:陳朗熹 端傳媒

 

這是香港人的歷史,政府首先不能避而不談

對歷史話語權的爭奪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場,真相,只有靠更多、更公開的紀 念、討論、專業研究,才能漸漸浮現。

1956 年雙十節,香港爆發右派暴動,事後港英政府撰寫了《九龍及荃灣暴動報 告書》,完備的記錄了整場暴動的來龍去脈;1966 年,天星小輪加價 5 仙,引 發九龍騷亂,政府發布《1966 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唯獨 1967 年左 派暴動過後,政府掩蓋事件,只粗略寫下調查報告《香港 1967 年發生的事》 (Events in Hong Kong–1967),前因後果,語焉不詳。

即便 50 年後,羅恩惠、趙崇基等導演試圖從不同角度講述六七暴動,但仍然受 到各方阻力。趙崇基表示,《中英街一號》最初申請香港電影發展局旗下的電影 發展基金時,被指「不夠商業化」而不獲資助;到禁區沙頭角取景,被警方以 「能探親,能旅遊,但沒有拍戲這選項」拒絕;選角更是十分困難:「這真精 彩,以往我認識很多演員,很熟,有些甚至說『只要你找我拍戲,我不收錢都 行」,豈料一聽到是關於『六七』,隨即說『政治要想想』、『我還要上大陸,會 不會有問題』。」

羅恩惠亦指出,《消失的檔案》申請參與香港國際電影節被拒絕,她引述電影節 總監稱,拒播理由是影片「旁白太刺耳」,並指出該影片「零藝術成分」,但其 後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其後發聲明否認指控,指羅恩惠的引述失實,強調選片 原則以藝術考慮先行,盡可能是集體決定。

在「六七」五十週年的當下,香港官方至今沒有舉辦任何紀念活動、講座,彷 彿那一場歷時八個月的暴動從未發生過。

而無論站在詮釋歷史的哪一個立場,令各方一致憂慮的是,香港仍欠奉《檔案 法》,歷史檔案保存不受保障,存放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六七」檔案殘缺不 全。

石中英憶述,早幾年,他曾經致電寫過《英方絕密檔案曝光——六七暴動秘 辛》、任職過《經濟日報》的梁家權,詢問能否把英國解密檔案買回香港,「他 立刻說:『不要玩我吧,我找了五個記者,留在英國五個月,出了這本書,到現 在七年了,還未賣到兩千本。』請問民間怎樣做?」他接著講,英國廣播公司 新聞(BBC)存有齊全的「六七」錄像,「用最好的八釐米電影,問題是有沒有 錢買,單單幾秒鐘就收逾千英鎊,民間何來有錢?政府又為什麼不出錢?」

我一直不理解,明明六七暴動就是一個大學研究議題,本應為一門大學的課。 英方、中方,以致周邊板塊利益, 如何讓事件產生變化,大家有不同的presentations (表達方式)看待事件,這樣才是正常的做法。 ( 《消失的檔案》導 演羅恩惠 )

而羅恩惠最氣憤的是,當年扣押六七暴動囚犯的摩星嶺集中營正在被活化改 建,這個集中營俗稱「白屋」,曾經扣押 52 名「六七」要員,是歷史事件的重 要現場。然而,2015 年,政府計畫把這個扣押中心活化改建,預計到 2018 年 8 月,就會成為芝加哥大學香港分校。「六七」真相未明,六七暴動的歷史遺跡, 卻已一步步逐漸消失。

單靠政府不行,羅恩惠認為,大學也應該積極投入六七研究。目前,除了香港 中文大學啟動了六七親歷者口述歷史的紀錄項目外,其他一概空空如也。 「我一直不理解,明明六七暴動就是一個大學研究議題,本應為一門大學的 課。英方、中方,以致周邊板塊利益,如何讓事件產生變化,大家有不同的 presentations (表達方式)看待事件,這樣才是正常的做法,」羅恩惠說,她 最近積極聯繫與學術機構,「計畫以一個學術項目來做,令這件事延續下去。」 「我們要對歷史有敬虔的態度。這是香港人的歷史,我不相信香港人會袖手旁 觀,」羅恩惠最後說道。

轉載自05052017《端傳媒》
撰文:端傳媒記者 許創彥、陳倩兒 特約撰稿人 彭嘉林 發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