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萬」這個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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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勝利者,就是能把自己的往績抹掉,完成一場賽事,就重新歸零,再開始。

二百萬人遊行,政府官員、林鄭和各司長陸續走出來宣佈讓步和「道歉」,轉眼已經是一個禮拜前的事。

過去這個禮拜,年輕人們很努力用各種方式維持,各種不合作運動的想法於討論區不斷發動。包圍稅務大樓、包圍入境處、警總等等,當中部份行動取得較大效果,稅務大樓臨時關閉、星期五包圍警總的行動更是讓政府和警隊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

隨之而來的,當然就是各種不同意見湧現。有些人認為運動適可而止,不能讓市民感到煩厭;有些批評在場人士丟雞蛋、塗鴉過火;有些認為不合作運動多少就是要阻礙社會正常運作,以逼取政府正視問題,如此政治潔癖是不能成事的。

先不去探討成效對錯、「有用無用」這些悶死人的老調,我個人比較會選擇著眼於這個運動中,每個參與當中的人,身上展現的那種急速變化。而無可否認的是,年輕人絞盡腦汁各出奇謀,都是很努力地為這場運動找尋下一個缺口,單單這一點,已經值得我們賦予更大的體諒和包容。

061昨天早上再次有人發起包圍稅務大樓,顯然人數比上一次已經少了好一些,而公眾的耐性也隨之降低。大樓門外許多年長途人(有人猜想是收了錢的建制派,我直覺覺得絕大部份是一般大眾)向示威人士表達不滿,儘管示威人士由最初的阻擋轉而為嘗試向對方解釋及道歉,但大部份最終還是不歡而散。期間示威者一度變陣散開、分頭行事,有些從門外走進大樓升降機大堂。被阻止使用電梯的人群當然面露不歡,當中一位馬來西亞人士從升降機步出,用身體擋在示威者和升降機中間,期間發生碰撞和口角。看直播的人極為緊張,紛紛表示不該這樣,不該哪樣。後來在討論區也能看到對於這次行動的批評和辯論,似乎大家對這次行動都多少有點微言。

可幸的是,示威者在五點多離開後,並沒有各自散去,而是選擇一同回到立法會示威區內召開臨時會議,討論及檢討行動的不足,以及嘗試商討下一步的部署。歷時一個小時的討論,各人也有機會舉手發言表達意見,最後更分小組開group再商討。這些是我樂於看見的。

由6月12日的行動開始,總是看到很多成年人在擔心年輕人的每一個舉動,怕他們看不清狀況、會魯莽行事、失去民意,但殊不知,在我們看著直播憂心之際,這些年輕人已經快速成長,學會從錯誤中檢討,再改良。

擔心嘛,當然不可能完全沒有的,但我會選擇相信這一代年輕人的應變能力和他們從挫敗中長出的集體質素。

在任何試驗中,無可避免會有反效果或是做得不足的時候。即使是科學家要找尋新論點,當中需要多少次失敗的實驗來成就最終的肯定?如果每次都因為怕輸怕失去,只是盤算而不行動,又怎麼能知道什麼方法有成效,什麼方法需改進?我們過往的社會運動,就是太多計算、太多考量、太多包袱、太多太安全的做法,以致年輕群眾對各政黨和領導團體失去信心。而在眾說紛紛怕被指摘的環境下,有經驗的人也會因此卻步,不再敢亂試新模式。

這次運動最顯著的轉變,亦是讓它有空前號召力的原因,正是在於沒有包袱的群眾在決策上的參與。每個人都能天馬行空地丟出自己的想法,有最多人認同的,便能成事,不太可行的,也不會有太多人盲目跟從。抗爭方法每天都在更新,有人甚至發起用網上軟件讓大眾投票,或者在現場投票決定意向,這些都是我們以往從來沒有見過的。

這一次,我們沒有大台,因為最主流最令人信服的意向,就是大台。

既然我們以這個方法成功取得政府退讓以及民意的上方,就絕對不能讓自己回到以往的困局。積極參與當中的人,不要把錯誤放得太大,也不要太留戀之前得到的所謂「佳績」。旁觀打氣的人,切忌太輸打贏要,在別人犯錯時,更要多加鼓勵,友善地提出正面的建議,要讓事情有討論和互相理解的空間。試驗中總是有得有失,但嘗試拉遠一些來看,每一個動作都是讓我們把進程逐步推前的。

現在這個抗爭模式,當然還是有它不足的地方:例如沒有主要軍師,在行動成功啟動後,無法有效地傳達訊息;有什麼出乎意料的情況,變陣也會流於鬆散;參與的人不是每個人都清楚箇中目的和必須遵守的原則。這是我們必須實實在在去解開的難題,但年輕人在這兩個禮拜所展現的智慧,讓我相信大家在短期內將會找出對應的方法。

然後,「兩百萬人」的「佳績」,是否也漸漸成為大家的包袱?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人生的勝利者,就是能把自己的往績抹掉,完成一場賽事,就重新歸零,再開始 ──不被勝利沖昏頭腦,也不會因前面的困難卻步。再說,兩百萬人,已經是一個禮拜前的事,要能以一個集體繼續往前,我們必須把這個數字帶來的勝利感收進抽屜裡,把每一天的抗爭當成新的一頁去面對。

運動達到高峰固然振奮人心,但總不能只是留戀過去,更不能要求每個人(或是自己)長時間處於作戰狀態。生活還是要繼續,下一步,就是要重整自己的思維,將這個運動變成一個能持續但不互相虛耗的新日常。

撰文: 何韻詩 25-0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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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希望於香港青年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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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說,在此次「反送中」之前,我和許多人一樣,對香港的前景頗為悲觀,但由於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在這次救港鬥爭中表現的決絕感動了世界,令我不僅增強了對港人自救的信心,且進而增強了對國人自救的信心。

無需諱言,在中國自由派中有一種對中國政治文化絕望的強烈意識,而在中國守舊派中,則普遍存在一種對中國專制文化的宿命意識。兩種意識合流,極大地壓抑了中國青年一代的反抗意志和建構一種能與傳統銜接的自由秩序之想像力。但不能不承認,從歷史的角度看,對中國自由前景的這兩種悲觀,都有相當的理由。總結起來,就是中國當權者從來抓不住變革的時機自救救國,而造反成功者則從來逃不脫「周期律」的詛咒。因此,當某些自由派恨中國內地沒有被洋人徹底殖民的機會之時,保守派則慶幸不會再有「列強」敢於挑戰大一統的專制秩序。

我以為此次香港「反送中」勝利之一大啟示,就是中國有機會從上述文化陷阱中走出來。為甚麼呢?因為我看到這次勝利的背後有一個建立在高度文化自覺基礎上的香港自治社會。沒有這個基礎,香港年輕人決絕的抗爭意志就無法理解,也無以寄希望。香港自治社會與任何傳統自治社會不同,而是以英式法治為依托,以自由的華人為主體建構的現代自治社會。港人有選擇移民海外的充分自由,「回歸」前,也確實有不少人成為「空中飛人」,但後來這些人很多都回來了,帶著一種新的文化身份自覺,積極參與到大陸的經濟開放大潮中,也再次確立了自己「港人」的身份歸屬。經歷過這樣一段「身份認同」危機與波折的新華人,攜帶著新的文化基因,是重建中國未來秩序的積極因素,因為這些人選擇的自救與救港路徑,對未來中國內地秩序的重建有重大的普遍意義。

就在海外關注香港「反送中」生死博弈之時,內地輿論卻關注另一個重大事件,就是最近曝光的湖南某中學十餘年前發生的「操場埋屍案」。這個看似與香港完全無關的兇案,背後是中國人共同面臨的治理危機,只不過治理危機的形態在內地、香港和台灣因歷史而表現不同罷了。

台灣人相對最幸運,有社會自治,有政治民主,但法治傳統略顯不足;港人有法治傳統、有社會自治,但沒有真民主;大陸危機最深重,屬於三無:無法治、無自治,也無民主。其中因沒有地方自治帶來的社會潰敗,蘊含著極大的動亂風險。中共當局正在推動的「掃黑除惡」運動,說明他們意識到了這個危機,但他們反社會自治、反地方自治的價值取向,決定了他們對治理危機的反應,只會加劇治理危機。導致治理危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市場經濟下的政治集權,只會加速地方人才的外流,從而不斷加速地方和基層社會的失序和潰敗。「操場埋屍案」是這種失序和潰敗的必然結果。

人才外流導致了雙重的治理危機,即發達地區的移民危機和落後地區的社會潰敗帶來基本秩序危機。這也是本輪全球化帶來的普遍危機。這個危機不可能僅靠發達地區築牆解決,而只能靠支持被迫漂泊的精英返鄉,重建社會和地方自治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香港青年一代的抗爭是這個新歷史潮流的產物,也啟示了中國未來的路徑,所以值得寄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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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2019-06-25

我係香港人 : 保護香港!

原題:「香港逃犯條例:中港矛盾延燒至美國校園」
撰文:馮兆音  2019年 6月 20日 (BBC中文駐美記者 發自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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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香港,不是中國。」在波士頓留學的香港學生許穎婷(Frances Hui)四月在校報上發表觀點文章,以此作為標題。

文章以這句話開頭:「我來自一座城市,它屬於一個我不隸屬的國家。」

許穎婷接下來寫道,包括她在內的許多香港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表達了對她所就讀的愛默生學院(Emerson College)將其家鄉列為「香港,中國」的不滿。

隨後,許穎婷的社交媒體炸開了鍋。她收獲排山倒海的支持,「雨傘運動」學生領袖黃之鋒亦為她點讚。同時,批評紛至沓來,其中不少來自她的中國內地同學。

「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有人評價她「無知而傲慢」。一位自稱在湖南出生、香港長大的學生寫道:「喝著東江水,用著大亞灣的電,然後你說『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還有人寫道:「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這句話原出自西漢抗匈名將陳湯,是近年中國賣座電影《戰狼2》的經典台詞。

「我讀到那則評論時,真的有panic attack(感到恐慌)。」許穎婷對BBC中文說,她哭著讀完各種評論。

「來自香港、台灣、西藏和其他與中國相關地區的學生,會因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遭遇反彈。」許穎婷在上述的觀點文章中寫道。她隨後的遭遇,似乎正正印證了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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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留意到,在校園中人們對她指指點點,在社交媒體上有人標記她,稱她「身材矮小、看起來弱小」。

「這讓我感覺被監視。」 許穎婷認為:「中國同學從小被教育,如果國家被攻擊,就會將其視為人身攻擊。但香港人會批評、反省自己的政府。」

香港回歸22年以來,香港人對北京和香港政府日趨不信任,在近年一波波社會運動中展現無遺。六月,香港爆發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抗議港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提案若通過,身在香港的疑犯可被引渡至中國內地。

中港矛盾日趨熾熱,催生香港的本土意識。近年中港之間的高溫,也彌漫至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校園,內地與香港留學生之間關係緊張加劇。

美國校報上的風波

許穎婷的文章發佈三日後,三名來自中國內地的新聞系學生在愛默生學院校報《The Berkeley Beacon》發文回應許的文章,其中重申「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法理上是全球共識。這三名中國學生拒絶了BBC中文的採訪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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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內地學生回應許穎婷的文章

其中一位名為Xinyan Fu的作者在社交媒體公開貼文中寫道,他們尊重許穎婷的政治立場和言論自由,但認為文章中其他內容與事實有所偏差。同時,Xinyan Fu呼籲人們不要以人身攻擊的形式,反對他人的政治立場和身份認同。

然而,就在Xinyan Fu的貼文下,就有人留言攻擊:「你應該感到羞恥。」

「我歡迎理性尊重的討論。」許穎婷說,以校報為渠道的辯論是她希望達成的效果。同時,許堅持,她的文章並無提倡港獨,只是說明自己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法理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不是每個香港人都覺得自己屬於中國,」許穎婷說:「身份認同不能被修正,這是個人的選擇。」在採訪中,許不願透露她對港獨的看法。

而她坦言,事先沒預料到,文章會激起如此強烈的反響。該校報文章通常只有幾十點閲量,許的專欄之下卻有幾百則評論,隨後《華盛頓郵報》在內的多家中英文媒體都報導了她的遭遇。

許穎婷的文章顯然冒犯了一些內地同學,不過她說,也有來自中國內地的同學向她表示支持,但迫於外界壓力,無法公開發聲。

許沒有回應任何仇恨評論。有人向學校報告了威脅「雖遠必誅」的內地學生,許穎婷配合了調查。她說,校方以保護學生隱私為由,拒絶透露處理方式。

愛默生學院在提供給BBC中文的聲明中表示,學校致力促進互相尊重的多元觀點交流。校方重視學生人身安全,認真評估及回應感到受威脅學生們的情況。

愛默生學院是一家小型私立文理學院,學生總數不足5000人。國際學生佔約16%,其中主要生源地是中國大陸,每年亦有十數個台灣新生,而來自香港的學生只有寥寥幾人。

反《逃犯條例》運動蔓延海外

六月初,百萬香港人上街時,美國大學已進入暑期,許穎婷與內地同學並無繼續辯論交鋒。

不過,許穎婷沒有閒下來,她在波士頓組織了「反送中」的集會,又赴紐約遊行發言,希望國際社會聽見香港年輕人的呼聲。

在紐約的集會中,她身穿一身黑衣,T恤上寫著:「我係香港人(我是香港人)」。她站在高處,用擴音喇叭帶領群眾呼喊口號:保護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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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的「雨傘運動」中,許穎婷從一個因數學成績不錯、而把會計師列為志願的15歲高中生,轉變成立志當記者的社運青年。「一放學就會去佔中。」

「我之前一直在社運前線,現在遠在美國,充滿無力感。」 許穎婷形容自己好似「嘆住冷氣睇香港發生緊咩事(吹著空調看香港在發生什麼事)」,只能隔岸觀火,心情沉重。

而對於另一些香港留學生來說,反《逃犯條例》遊行反而成為他們與中國內地同學理性交流的契機。

來自香港的馬里蘭大學物理博士生崔子俊與內地室友同住,室友平時並不特別關注香港議題。

但目睹百萬香港人上街的報導後,室友主動問他:「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地間有引渡逃犯的條例不應是正常的事嗎?」崔子俊隨即解釋回歸以來的中港關鍵事件,以及香港人對內地法治的不信任,對方亦表示理解。

崔子俊說,他接觸到的大部分中國內地學生習慣美國課堂辯論的氛圍,願意聆聽不同觀點,展開理性討論;即使最終無法說服對方,也能求同存異。在他的個人經驗中,與內地學生的交流從未升級至人身攻擊或割席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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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逃犯條例》示威如火如荼之際,來自香港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生王宏基,通過電郵和社交媒體上宣傳香港遊行的信息,引來許多內地同學前來留言。

「他們大部分不持任何立場,只是詢問事件實情與香港人的看法,」王宏基對BBC中文說。「在香港,或許內地人和港人有更多利益衝突,摩擦較多;而在美國,我和內地同學可以有平和的討論。」

來自武漢的汪同學是王宏基其中一位支持「反送中」的內地同學,在接到王宏基關於香港遊行的電郵後,馬上回信詢問,人在美國能如何身體力行支持這場社運。

“對我來說,香港是一個希望,讓我們看到華人社會的另一種姿態,也許未來大陸也能變成那樣。"汪同學對BBC中文說,"我不想自由繁榮的香港變得暗淡。"

“反送中"遊行期間,他在新浪微博上轉發香港現場照片,不久就遭到刪除。

汪說,他接觸到的內地留學生當中,大多對香港的抗爭不知情、不理解。"但不是說內地孩子就麻木、不聰明,根本原因還是教育。"他笑說,小時候練書法時,老師給的練字詞組便是"一國兩制"。

汪的政治啟蒙是在國內上大學期間,隨後到美國深造,接觸到更多關於中國政治與歷史資訊。"思想是逐漸轉變的。"

「我係香港人」

在美國校園,王宏基與內地同學平日在實驗室一起工作,假日一同聚餐、開車出遊,也不諱言談論敏感的政治話題。 「我很幸運,遇到的都是能講道理的人。」他認為,香港留學生的年齡、科系、學校不同,因而每個人在美國校園與內地同學交流的經歷,也不盡相同。

23歲的王宏基說,許穎婷的遭遇並不令他感到驚訝,因為許多香港年輕人與內地人確實存在截然不同的身份認同,許的文章道出了許多香港90後、00後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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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歸時,他們年紀很小,甚至仍未出生。他們有的曾對中國有更強的歸屬感,但隨著年紀增長及近十年來中港摩擦的頻發,身份認同逐漸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反國教、雨傘運動、銅鑼灣書店事件、一地兩檢、反送中……在一波波的社會運動中,香港年輕一代的本土政治參與度愈發深入,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意識越來越堅定。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8年12月的調查,15.1%的香港人自我認同為中國人,而40%自稱為香港人。另有43.2%的香港人表示,自己有混合的身份,身在中國的香港人,或是在香港的中國人。

在18到29歲的年齡組,僅有4.1%的香港人持「中國人」身份認同,而59.2%自我認同為香港人。

「介紹自己時,我會說『我是香港人』,」王宏基說。如果對方稱他為「中國人」,他會向對方解釋一國兩制,強調自己香港人的出身。

「香港人是我最認同的身份,」王宏基和崔子俊都這樣說。雖然遠在大洋彼岸而無法親身走上香港街頭,他們參加了在首都華盛頓的「反送中」集會。

集會解散前,近百名身穿黑衣的參與者在白宮前合影。王宏基留意到,幾名可能來自內地的年輕人,默默地走到鏡頭外。對於他們來說,即使身在美國,公開聲援香港遊行都意味著承擔深不見底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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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威權統治折戟香港

鄧聿文  2019年6月19日  (轉載  《紐約時報》)

一隻蝴蝶輕輕地扇動翅膀,可能引發千里之外的一場風暴,這就是氣候學上的「蝴蝶效應」。港府近期啟動《逃犯條例》的修訂引發了香港市民兩場「反送中」百萬大遊行,不僅迫使特首道歉,還使得港府無限期暫緩修例。這次巨變大大出乎輿論意料,可以說,也使習近平的威權折戟香港。從歷史來看,這會是此次港府修例帶來的「蝴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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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強推修例是否與北京有關,已不重要,因為外界和香港社會早已認定,港府和特首的所作所為無視香港主流民意、完全聽命北京。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反對派發起的兩場百萬大遊行,既是針對港府和特首,更是針對北京和習近平。對香港反對派而言,發動香港市民反對港府修訂《逃犯條例》,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單純法律的問題。因為縱使內地司法腐敗,不尊重人權(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如果他們和北京還保持一絲的信任關係,事情不至於到這個地步,但顯然,雙方多年積累下來的宿怨,特別在2014年佔中遊行後雙方的水火不容,佔中領袖人物被判刑,北京加緊對香港的壓力和特區政府的干預,使香港反對派和大部分市民根本不信任北京,將港府修訂《逃犯條例》視作北京欲毀「一國兩制」的重要一步。

對北京信任的完全喪失也就是對習近平的不信任。換言之,香港市民百萬大遊行也是對習近平強人政治的一種表態示威。要反對派和香港市民相信,特首強推修例沒有得到習近平的旨意或支持,根本不可能——不論幕後真相如何。而對港府和北京來講,如果「6.9」大遊行前雖明知市民會遊行反對但對修例通過仍持樂觀態度的話,那麼大遊行突破百萬確實是他們——恐怕也是外界——未曾料到的。在這種強大的反對民意下,習近平的威權受到了真正挑戰。

2014年歷時兩月的「佔中」大遊行其規模和影響在香港回歸後都是空前的。其時習近平雖已當政,強人政治初露崢嶸,然而,彼時地位畢竟尚未完全鞏固,儘管反對派事後被清算,但在當時北京也不得不以退讓換取事件的平息。故可以把「佔中」遊行看作是對習近平的考驗,但還談不上挑戰其權威。

5年過去後,習已「定於一尊」,國家大事皆由其個人決斷,在黨內,反對派和元老集團俯首稱臣;在社會,則幾乎是鴉雀無聲。習的意志和決策在中國土地上暢行無阻。此種情形下,香港百萬市民大遊行突然出現,無論港府修例是否由習指示,不僅習本人會對號入座,將之看作對自己權威的挑戰;社會各界——包括習的政治對手——也會為遊行賦予挑戰習權威的意義。

從此角度考量,在「6.9」百萬大遊行後,即使特首宣布暫停修例,許多人還是認為北京會強撐港府完成修例,最多只是迂迴一下。人們看到,不僅北京涉港事務三大部門——港澳辦、中聯辦、外交部——齊聲表態支持港府和特首修例,在6月16日第二次百萬大遊行當天,《人民日報》還以本報評論員名義發文表示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我也傾向判斷,鑒於習的膨脹心態,他現在的想法是,只要在中國範圍內(包括港澳)的事情他決定做,就一定要做成。香港的修例如果擺不平,等於他的威權在香港打開了一個缺口,這是他不能容忍的。因為這不僅涉及其個人權威的問題,更會帶來後續效應。

首先是北京擔心香港反對派乘勝追擊,提出普選訴求,君不見美國國會威脅要出台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而北京還不想給香港民主,擔心一旦讓香港普選特首,將更掌控不了香港事務,使香港變成反中基地;同時也憂慮內地學香港要民主。其次,北京也不得不防,如果內地民眾看到香港大遊行後,從中得到啟示,認為只要人數足夠多,政府就將不得不退讓,滿足民眾要求,那麼,在社群媒體時代,萬一有人號召民眾起來遊行示威,人數即使達不到百萬,有十萬,政府怎麼辦?所以,按照北京對事情判斷的邏輯,是不會因僅僅有百萬市民遊行反對就退讓的道理。

然而,出乎多數人預料,「6.16」香港市民舉行第二次百萬大遊行後,特首林鄭終於道歉和停止修例,語氣也很謙卑,港府這次讓步應該既有第二次遊行規模更大(據反對派宣布超過200萬人)的原因,可能也與有市民以死抗爭有關,港府怕有市民效法此舉或者因此事激起更多市民的悲憤情緒而演變成騷亂,發生民變。事情到這一步勢必只有出動軍隊介入才能平息。但顯然,這樣做的後果太嚴重,不僅香港會變成死港,也將使北京在和華盛頓的談判中處於道德不利地位。港府和特首是承擔不起這個後果的,除非北京有意把事情擴大,否則,也超出習近平的考量外。

現在,面對這一選擇,北京權衡的結果是暫時犧牲習近平的權威,保住香港的穩定,至少在本月底G20會議習特見面前不使事態失控。從好的一面說,習近平做出退讓反映了他一定的靈活性,在自己不利時,選擇暫時退卻。

那麼,這會是北京和習近平的權宜之計嗎?如果是,鑒於本屆立法會明年到期,在新的立法會產生前的一年裡,《逃犯條例》的修訂事實上不太可能。習近平可能不會接受這個事實,可我認為他接受的可能性還是很大。對習而言,香港《逃犯條例》的修訂不是他考慮的階段性目標重點,他的頭等任務還是處理好中美貿易戰和兩國關係。而假如因強制修例導致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被美國用作打壓中國的工具,就非常得不償失,所以他會忍一忍,即使重啟修例,也要等新的立法會產生後再找合適時機。這於他的權威會造成損害,但只能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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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香港修例之爭的一樁謀殺案

DANIEL VICTOR, TIFFANY MAY (《紐約時報》2019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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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週來,抗議者佔據了香港立法會附近的道路。

香港 ── 在大規模街頭抗議、催淚瓦斯、與警察的衝突之前,在政府全力推動可能威脅香港在中國特殊地位的立法、後又突然作出讓步之前,一名懷有身孕的年輕女子踏上了前往台灣的浪漫之旅。

20歲的潘曉穎在去年情人節的那次旅行後,再也沒有回到香港,但她19歲的男友陳同佳回來了。他後來告訴香港警方,他勒死了她,把屍體塞進行李箱,扔到了台北一個捷運站附近的灌木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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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同佳和女友潘曉穎。

起初,這只是一個當地的罪案故事,一些細節被小報逐漸報導出來:這對情侶在Facebook上的一張自拍照,模糊不清的監控鏡頭,以及他們最後一次發生爭吵的情形。

然後在今年2月,在陳同佳被逮捕將近一年後,香港政府以這個案件為由提議通過一項立法,允許香港將犯罪嫌疑人移交給與之沒有引渡條約的台灣,以及其他地方——包括中國大陸。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把這起引起轟動的罪案作為重要證據,在匆忙推動上述法案通過的過程中,她和她在中央政府的上級領導們似乎對勝券在握充滿信心。

事實卻證明,他們嚴重低估了公眾對北京侵蝕這個半自治的英國前殖民地的恐懼和懷疑。林鄭月娥的倉促做法引發了香港數十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抗議活動,同時也重振了香港處於困境的民主反對派。

上週六,林鄭月娥終於在壓力下讓步,暫停了推動修訂《逃犯條例》的努力,但拒絕徹底撤回立法,也拒絕辭職。對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強硬派政府來說,這是一次罕見的退卻。

批評人士從一開始,就給修例貼上了「特洛伊木馬」的標籤,他們認為修例會讓北京將矛頭對準香港異見人士及其他與中共官員有衝突的人。

隨著公眾憤怒的蔓延,林鄭月娥及其盟友堅持按照劇本行事,仍說為了將陳同佳繩之以法,香港需要這個法案——即使在台灣當局已明確表示這不合乎事實之後。台灣官員早在今年5月就表示,他們不會按照擬議中的立法尋求引渡陳同佳。

台灣官員的反對與香港人民的反對有相同之處:中國大陸的法院和安全機構都由執政的共產黨控制,不受人信任。

林鄭月娥多次提到潘家人的悲痛,在人們眼裡,那只是「政治機會主義的最糟表現」——用反對派議員郭榮鏗的話說。

可憎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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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曉穎和陳同佳去年入住的台北紫園旅店。

潘曉穎曾就讀於一所教授烹飪和美容師課程的學校。陳同佳當時在讀商科。他們於2017年7月在一家商店打工時相識。

這對情侶去年去台灣旅行之前,潘曉穎曾在Facebook上對陳同佳讚不絕口:「他說我是他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女朋友。」

他們在台灣首都台北一起度過了情人節,但兩天後,他們發生了爭吵,一直吵到凌晨

據《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報導,陳同佳後來告訴調查人員,潘曉穎在台北一個有名的夜市買了一個粉紅色的行李箱,他們在應該怎樣把東西裝進箱子的問題上發生了爭吵。

然後,據陳同佳提供給警方的描述,潘曉穎告訴他,她懷的是前男友的孩子,並讓陳同佳看了一段她與另一名男子發生性關係的影片。

陳同佳說,他在憤怒中把她的頭撞到牆上,並在酒店房間的地板上與她扭打了大約10分鐘,然後把她勒死了。他把她的屍體塞進行李箱後,就去睡覺了。

見潘曉穎沒有回來,她的父親開始慌忙地尋找她的下落。據《台灣英文新聞》(Taiwan News)報導,陳同佳告訴潘父,他兩人吵架後「分了手,各走各的路」。香港警方詢問陳同佳時,他給了警方同樣的說法。

但後來,台灣當局調取的監控錄像顯示,陳同佳費很大力氣把一個粉紅色的行李箱拖出了酒店。

香港警探再次詢問了陳同佳。這次,他坦白了,並交代了她屍體所在的位置,在台北北郊竹圍捷運站附近的一片空地。警察在當天晚上找到了屍體。

但香港警方不能以謀殺罪起訴陳同佳,因為犯罪地點在台灣。陳同佳在潘曉穎死後用了她的信用卡,因此他是以洗錢罪被捕,並最終被判有罪的。

今年4月,香港一家法院判處他29個月的監禁。他在等待審判期間已被關押了一段時間,加上在獄中表現良好,他最早可在今年10月出獄。

屍檢顯示,潘曉穎已有四五個月的身孕。

是「特洛伊木馬」還是公正司法

暴力犯罪在香港和台灣相對較少,所以當陳同佳第一次被逮捕時,當地新聞媒體對此案進行了廣泛報導。

一些報導指出,恐怕以謀殺罪起訴會很難,因為那會涉及國際事務的繁文縟節。但在幾個月的時間裡,並沒有跡象表明,此案會成為一場國際爭端的核心。

後來,在去年12月,台灣的檢察官得到了對陳同佳的逮捕令。

台灣政府說,曾三次與香港當局進行聯繫,討論如何引渡陳同佳。據負責對大陸政策的台灣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說,但三次都未得到回覆。

這裡面有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中國不承認台灣的政府,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而1997年回歸中國的香港與台灣沒有引渡協議。

兩個月後,就在潘曉穎遇害一週年的前夕,林鄭月娥採取了行動。

039

在公眾對擬議中的引渡法不斷增長的憤怒情緒中,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成為焦點所在。

她的政府把《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提交給了香港立法會,修例將允許以「個案」為基礎做出將逃犯引渡到與香港沒有正式引渡協議的司法管轄區的決定,草案中提到了這起殺人案。

修例將覆蓋台灣,但也包括中國大陸。這下事情大了。

香港從未允許過將人引渡到中國大陸——這是英國答應歸還香港、北京承諾讓香港保留高度自治權時,得到雙方同意的一個保障。(該措施禁止將人引渡到中國的任何地方,因為北京對這個民主自治的島嶼宣稱擁有主權,這就讓與台灣的任何協議變得複雜起來。)

然而,林鄭月娥卻試圖避開立法會正常的委員會程序,將修例草案推上快速管道,只給公眾諮詢留下了異常短暫的20天時間。

反對力量不斷壯大。今年3月,數千人參加了反對修例的抗議活動,今年4月,數萬人在立法會外集會反對修例。立法會上,就修例進行辯論的議員們發生了扭打;其中一人被用擔架抬走。

職業公務員出身的林鄭月娥是2017年由中央政府任命為香港特首的。她向公眾保證,修例不適用於政治罪。但就連她保守的顧問委員會內部——其成員和她本人一樣,都不是選舉出來的——也存在著不安。比如,當香港財政司的官員們獲知,該法案還將允許北京開始要求凍結在香港的資產時,他們感到驚愕不已。

這之後,台灣在今年5月宣布,即使修例通過,台灣也不會據此來尋求引渡陳同佳,這大大削弱了林鄭月俄修例的理由。

「除非赴港或在港台灣人被移送到中國的威脅得以解除,否則我們不會同意香港當局提出的個案移交逃犯的建議,」邱垂正說。

『這是應該做的事情』

林鄭月娥說,是她自己決定修訂《逃犯條例》的,沒有受到習近平或其他中國領導人的指示。但中國大陸的宣傳機器對抗議者採取了強硬立場,指責他們與海外敵對勢力合謀,北京的幾名中共高級官員也表示支持修例。

這就讓有關修例的辯論轉變為一場更廣泛的鬥爭,鬥爭的核心是在中國統治下公民自由受到侵蝕的問題,以及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未來。

自從要求全民普選的「雨傘運動」失敗後,香港的民主反對派這五年裡一直處於守勢。但修例給了反對派一個機會,讓公眾團結起來,反對一件人們容易理解的事情:被抓並送往中國大陸的可能性。

上週五,林鄭月娥悄悄越過邊境,來到中國內地城市深圳,在那裡,她請教了來自中央的高級官員。一些官員是從北京飛過來的,中共幾名最高級別的香港問題專家也在場。(習近平當時在國外,他正在塔吉克斯坦的一個區域峰會上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一起慶祝自己的生日。)

與會者的一個共識是:考慮到公眾的反應,林鄭月娥應該無限期地推遲修例。

她上週六宣布了這一決定,並在為修例作辯護時,再次提到陳同佳案,但最終承認,台灣的立場意味著不需急於讓修訂《逃犯條例》獲得通過。「我們會以最有誠意、最謙卑的態度接受各界批評,改進工作,」她說。

038

在週三與示威者的衝突中,警方動用了催淚瓦斯。

 

The Murder Case

That Lit the Fus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 Before the mass street protests, the tear gas and the clashes with police, before the government went all out for legislation that could threaten Hong Kong’s special status in China, and then abruptly backed down, a pregnant young woman went on a romantic getaway to Taiwan.

Poon Hiu-wing, 20, never returned to Hong Kong from that Valentine’s Day trip last year, but her boyfriend, Chan Tong-kai, 19, did. He would later tell Hong Kong police that he had strangled her, stuffed her body in a suitcase and dumped it in a thicket of bushes near a subway station in Taipei.

It was just a local crime story at first, the details dribbling out in the tabloid press: a selfie of the couple on Facebook, grainy security camera footage,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last argument.

Then this past February, nearly a year after Chan’s arres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cited the case to propose legislation that would allow the city to transfer criminal suspects to Taiwan and other places with which it lacks an extradition treaty — including mainland China.

Seizing on the sensational crime as Exhibit A in a rushed campaign to push through the measure,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and her superiors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seemed confident they had a winning strategy.

As it turned out, they badly underestimated public fear and suspicion of Beijing’s encroachment on this semiautonomous former British colony. The gambit provoked one of Hong Kong’s largest protests in decades while also revitalizing the territory’s beleaguered pro-democracy opposition.

In a rare retreat for President Xi Jinping’s hard-line government, Lam finally yielded to the pressure Saturday, suspending her push for the legislation while resisting demands to withdraw it completely and resign.

From the start, critics labeled the extradition plan a “Trojan horse” that would allow Beijing to target political dissidents and others in Hong Kong who ran afoul of party officials.

As popular outrage spread, Lam and her allies stuck to the script, arguing that Hong Kong needed the bill to bring Chan to justice — even after the authorities in Taiwan made clear that was not true. Taiwanese officials said as early as May that they would not seek Chan’s extradition under the proposed legislation.

Their objection echoed that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 courts and security forces in mainland China, all controlled by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could not be trusted.

Lam’s repeated invocation of the Poon family’s grief was seen as just “political opportunism at its worst,” said Dennis Kwok, an opposition lawmaker.

A Grisly Crime

Poon had enrolled in a school that offered cooking and beautician classes. Chan was studying business. They met in July 2017 while working part time at a shop.

Before the couple set off for Taiwan last year, she gushed on Facebook, “He said I am his first and last girlfriend.”

They spent Valentine’s Day together in Taipei, Taiwan’s capital, but two days later had a fight that stretched into the early morning.

Poon had bought a pink suitcase at one of Taipei’s famed night markets, and they argued about how their luggage should be packed, Chan would later tell investigators, according to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en, according to the account he provided the police, Poon revealed that an ex-boyfriend was the father of the child she was pregnant with, and showed Chan a video of her having sex with another man.

In a rage, Chan hit her head against a wall, struggled with her on the floor of their hotel room for about 10 minutes and strangled her, he said. He stuffed her body into a suitcase and went to sleep.

When Poon failed to return home, her father started a frantic search. Chan told him the couple had had an argument and “went our separate ways,” according to Taiwan News. The police in Hong Kong questioned Chan, and he told them the same.

But then authorities in Taiwan pulled surveillance footage that showed Chan struggling to drag a pink suitcase out of their hotel.

Police detectives in Hong Kong questioned him again. This time, he confessed and disclosed the location of her body, a field near the Zhuwei train station on the northern outskirts of Taipei. The police found it that night.

But the Hong Kong police could not charge Chan with murder for a crime committed in Taiwan. Instead, he was held and eventually convicted on money laundering charges for using Poon’s credit cards after her death.

In April, a court in Hong Kong sentenced him to 29 months in prison. With time served while awaiting trial and good behavior, he could be released as soon as October.

An autopsy indicated Poon had been four to five months pregnant.

‘Trojan Horse’ or Justice?

Violent crime is relatively rare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and the case received extensive coverage by local news outlets when Chan was first arrested.

Some reports noted it might be difficult to prosecute him on murder charges because of international red tape, but for months, there was no sign the case would be at the center of an international dispute.

Then, in December, prosecutors in Taiwan obtained an arrest warrant for Chan.

The government said it had reached out three times to authorities in Hong Kong to discuss how he might be extradited. All three requests went unanswered, according to Chiu Chui-cheng, a deputy minister of Taiwan’s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the agency responsible for policy toward China.

There were two interrelated problems: China does not recognize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which it considers part of its territory. And Hong Kong, which returned to Chinese rule in 1997, does not have an extradition agreement with Taiwan.

Two months later, just before the anniversary of Poon’s killing, Lam made her move.

Her government submitted papers to Hong Kong’s Legislative Council that cited the killing in proposing legislation that would allow extraditions on a “case-by-case” basis to jurisdictions with which Hong Kong lacks a formal extradition agreement.

The plan covered Taiwan — but also mainland China. And that was a big deal.

Hong Kong had never allowed extraditions to mainland China — a safeguard agreed upon when Britain returned the territory and Beijing promised it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The measure prohibits extradition to any part of China, which complicates any deal with Taiwan because of Beijing’s claim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democratic, self-governing island.)

And yet Lam sought to sidestep the legislature’s regular committee process and put the proposal on a fast track with an unusually short 20-day public review.

Opposition built steadily. Thousands attended a protest against the measure in March, and in April, tens of thousands rallied against it outsid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awmakers arguing about the bill scuffled in the legislature; one was carried out on a stretcher.

Lam, a career servant who was installed by Beijing in 2017, assured the public that the legislation would not apply to political crimes. But even within her insular council of advisers — like herself, unelected — there was unease. The territory’s top finance officials, for example, were dismayed when they learned the bill would also allow Beijing to begin requesting freezes on assets in Hong Kong.

Then in May, Taiwan dramatically undercut Lam’s argument by declaring it would not seek Chan’s extradition even if the bill passed.

“Without the removal of threats to the personal safety of nationals going to or living in Hong Kong caused by being extradited to mainland China,” said Chiu, the deputy minister, “we will not agree to the case-by-case transfer proposed by the Hong Kong authorities.”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Lam has said she decided to pursue the extradition law herself, without prodding from Xi or other Chinese leaders. But China’s propaganda outlets took a hard line against the protesters, accusing them of conspiring with China’s enemies abroad, and several senior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in Beijing endorsed the legislation.

That helped transform the debate into a broader fight over the erosion of civil liberties under Chinese rule — and Hong Kong’s future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For five years, since the failure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demanding free elections, Hong Kong’s pro-democracy opposition had been on the defensive. But the extradition bill gave it a chance to rally the public against something easy to understand: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arrested and sent to mainland China.

On Friday, Lam quietly traveled across the border to the mainland city of Shenzhen, where she consulted with senior Chinese officials. Some had flown in from Beijing, and a few of the party’s top experts on Hong Kong were there, too. (Xi was out of the country, celebrating his birthday with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of Russia at a regional summit in Tajikistan.)

There was a consensus: Given the public’s reaction, Lam should delay the legislation indefinitely.

Announcing the decision on Saturday, she raised Chan’s case again in defending the measure but finally acknowledged that Taiwan’s position meant there was no rush to pass it. “We will adopt the most sincere and humble attitude to accept criticisms and make improvements,” s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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